第4版()
专栏：

　　党员应有责任感　不要有优越感
　　——读万里同志讲话有感
　　千家驹
万里同志7月31日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题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讲得好极了，特别是其中这样一段：
“我们现在还有一些领导人，至今不懂得知识的价值，不懂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重要性。不少人还不能认真地自觉地吸取过去决策失误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危害的教训，至今很少同知识分子和有经验的同志交往，甚至视若路人。别人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想什么，他也不知道别人在干什么，想什么。这种情况不改变，根本谈不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应当提倡领导人与研究人员、有多方面知识的人、有实践经验的人，平等地、民主地经常交流思想，沟通信息，讨论问题。每个领导部门都应该有自己可以依靠的决策研究班子。包括充分发挥和依靠社会上的或者有关部门的有真知灼见的决策研究力量的作用。每个领导者都应该有几个有胆有识的亲密朋友，特别要有几个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敢于当面直言不讳的诤友。即使在封建时代，少数贤明帝王还能礼贤下士，结交几个谏臣密友，我们共产党员不是应该做得更好吗？”
这一段话说得太好了。的确，在封建时代，一些贤明的君主都要有几个敢于犯颜直谏的忠臣，才能把国家治理得好。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唐代的魏徵。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得力于魏徵、房玄龄、杜如晦这些名臣不少。特别是魏徵。有一次唐太宗正在玩一只鹞鸟，听说魏徵来了，太宗怕魏徵看见赶快把小鸟藏在怀里。哪知魏徵已看见了，故意拖长奏对时间。魏徵走后，鸟也憋死了，唐太宗气得不得了。因为魏徵屡提意见，有一天太宗回宫后说：“总有一天，我要把这乡下老儿杀掉。”长孙皇后问故，太宗把这事告诉她，长孙皇后说：“听说君明臣直，魏徵正直，正是因为皇上开明。恭贺陛下！”于是唐太宗的气也平了。到唐太宗晚年，因承平日久，对臣下的进谏虽勉强也听，但不那样心平气和了。魏徵就对太宗说：“您贞观初年，动员臣下进谏。三年以后，有人进谏，您还高兴地听着。近一二年勉强受谏，但心中不平，这可不好！”太宗深以为然，所以贞观之治，主要原因是太宗从谏如流，史称“千载可称，一人而己”！
还有宋代的王安石，宋神宗对他也是言听计从。他提的建议，皇帝如不采纳，王安石就动不动以辞职相要挟。王安石推行新政，虽没有取得很大成功，但王安石与神宗之推心置腹，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封建社会都有这样直臣，可以做皇帝的诤友，社会主义社会不应该更有直言敢谏的党外朋友吗！
在揪出“四人帮”以后，我曾经对当时的党中央主席寄托以很大的希望，总希望他继承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做出一番象样的事业来。我当时曾不揣冒昧，给他写了一封信，提出三点建议：（一）起用邓小平，为邓小平平反（当时还在继续批邓）；（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三）领袖要有朋友，不要只有部下，最好每个月抽出半天时间找几位能提意见的党内外朋友谈谈心。这封信是从邮局寄去的，哪知竟如石沉大海，毫无回响。我最后的第三点意见，与万里同志讲话的精神是不谋而合的。
党员要与党外人士交朋友，首先要去掉党员的优越感。在民主党派中，我有很多的党员朋友，但我感觉到他们总有一种“优越感”，总觉得自己是党员，比我们这些未参加党组织的民主人士高人一等，有这种优越感，就很难以平等态度待人了；如果党员去掉“优越感”，代之以一种“责任感”，认为自己是执政党的成员，应该有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责任感，那事情就好办了。
与党外人士做朋友，“每个领导者都应该有几个有胆有识的亲密朋友，特别要有几个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敢于当面直言不讳的诤友”，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万里同志报告中语）。
让我们拭目以待之！
1986年8月16日